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1971年9月，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毛泽东重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气焰更为嚣张。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中共十大选举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同时，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得以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据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十大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寄予了希望的。吴德说：“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他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毛泽东

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并且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据吴德回忆，毛泽东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他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之后，毛泽东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接着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次，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内点明了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

第二次是1974年10月，是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的毛泽东对他的指示。

毛泽东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那时，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周恩来

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不听劝诫，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转达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她提出：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的意见以后，毛泽东一下戳穿，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提出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任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安排在邓小平之后。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个谈话，经毛泽东批准在政治局传达了。

吴德还回忆了王洪文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状的事情。他说：以后我们知道，王洪文去长沙是经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的，他是背着中央政治局的。王洪文向毛主席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一样。

王洪文谈后，毛泽东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毛泽东对江青的意见和再次批评，点出了江青是有野心的，制止了江青集团夺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是全国人民和全党克服林彪事件影响以及努力克服其他各种困难的结果，是毛泽东稳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措施的结果。

第三次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

毛泽东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这一次，毛泽东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

据吴德回忆，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上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泽东的住地，同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泽东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

华国锋

后来，决定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同华国锋大吵大闹。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病重，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由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逝世后，“联络员”的任务没有了。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信，提出要回辽宁自己工作的岗位。华国锋接到信后，征求了江青的意见，江青当时没有反对。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华国锋说：毛远新现在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

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但是，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对此，吴德回忆说：“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

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叶剑英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指示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北京市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通知。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他们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对此，吴德说：“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急。”